最近幾年，科學領域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愈加突顯：過去10年裡，學術期刊撤回的論文數量增加了10倍。 在這些被撤回的稿件中，“造假”（fraud）約佔60%。
這組數據來自2010年成立了一個跟踪撤稿事件的網站“撤稿觀察”（Retraction Watch），最近，撤稿觀察和Science合作，推出了系列重磅報導。
撤稿觀察還推出一個可搜索數據庫，這個數據庫包含了18000多篇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的撤稿論文和會議摘要（甚至還包括一篇本傑明·富蘭克林在1756年參與的論文），在這個 數據庫中，可以看到來自各個國家撤稿的作者姓名、撤稿緣由等詳細信息。
數據庫地址：
http://retractiondatabase.org/RetractionSearch.aspx?
他們對大約10500份被撤回的期刊文章分析，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：
撤稿的數量在持續增長，但數量的增加似乎與其說反映了學術欺詐的流行，不如說是反映了社區自我監管的增強。
全球Top10撤稿大戶中，日本作者排第一，中國的“Peter Chen”（陳震遠）和“Hua Zhong”（鍾華）分別排第四和第六。
IEEE總共撤回了7300多份會議論文摘要，大多數作者都來自中國。
每年超1000起，撤稿數量直線上升
報告中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:
儘管每年撤稿的絕對數量有所增加，但增速已經放緩。
數據證實，在過去幾十年裡，撤稿的絕對數量一直在上升：從2000年以前每年不到100起，上升到2014年的近1000起。
但是撤稿事件仍然相對罕見：現在每10000篇論文中只有4篇被撤回。 儘管從2003年到2009年，這一比率大約翻了一番，但自2012年以來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。
在某種程度上，這一趨勢反映了“分母”不斷上升：從2003年到2016年，每年發表的科學論文總數增加了一倍以上。
撤稿比例趨於平穩。 儘管撤回論文的數量激增，但撤回的比例在2012年之後上升速度變慢；在2015年之後比例似乎有所下降，但由於撤回通告有延遲，數字肯定是不完整的。
撤稿數量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越來越多期刊的監督得到改善。
總體而言，報告撤稿的期刊數量有所增加。 在1997年，只有44家期刊報導撤回了一篇論文。 到2016年，這個數字增長了10倍多，達到488家。 但在報告每年至少撤回了一篇論文的期刊中，每家期刊的平均撤回數量自1997年以來基本持平。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方法講師Daniele Fanelli認為，鑑於撤稿的起數同時增多，這表明期刊集體對論文的監督更多了。 科學家們通過指出PubPeer之類的公共網站上的論文的缺陷，給期刊施加了壓力。
一般來說，高影響因子的期刊在出版後對其論文的監督更強。 據《醫學圖書館協會雜誌》(JMLA)的數據，2004年，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影響因子生物醫學期刊有出版物撤回政策。 2009年，英國非營利組織“出版倫理委員會”(COPE)已經為超過12000名期刊編輯和出版商提供建議，並發布了一項關於期刊應如何處理撤回的示範政策。 據JMLA報導，到2015年，147家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中有三分之二採用了這類政策，其中大多數為生物醫學類期刊。 這類政策的支持者認為，如果這些政策得到遵守，可以幫助期刊編輯更一致、更有效地處理有缺陷的論文。
影響因子較低的期刊也在提高它們的標準。 現在很多期刊在出版前都使用軟件來檢測稿件的剽竊行為，這樣可以避免在出版後撤回。
日本作者成撤稿大王，中國兩作者上榜全球Top10撤稿大戶
在分析的10500個撤稿案例中，涉及的30000多名作者（包括合著者）中，被撤稿超過5次的只有500人。 這些作者中，有100人被撤稿13次及以上。 這些撤稿通常是由於不當行為，而不是錯誤。
在撤稿觀察的數據庫中，少數人佔了所有撤回報告中的很大比例。
具體到個人，日本前東邦大學麻醉學家藤井吉高(Yoshitaka Fujii)被撤稿169篇，堪稱學術圈“撤稿之王”！
Top 10撤稿作者（數據來自Science）
緊隨其後的2-10名分別是：
德國前路德維希港醫院的首席麻醉學家博爾特（Joachim Boldt），撤稿96篇；
荷蘭前蒂爾堡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普爾（Diederik Stapel），撤稿58篇；
前中國台灣屏東教育大學教授陳震遠（Peter Chen ），撤稿43篇；
日本前弘前大學教授佐藤能啟（Yoshihiro Sato），撤稿43篇；
前井岡山大學講師鍾華（Hua Zhong），撤稿41篇；
日本前東京大學生物學教授加藤茂明（Shigeaki Kato），撤稿39篇；
美國本特利大學前教授James Hunton，撤稿36篇；
前韓國東亞大學原助理教授文亨仁（Hyung-In Moon），撤稿35篇；
前貝爾實驗室德國物理學者舍恩（Hendrik Schön），撤稿32篇。
據科技日報報導，在2009年，國際學術期刊《晶體學報》官方網站發表社論，認為井岡山大學講師鍾華和劉濤從2006年到2008年在這一刊物發表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。
井岡山大學經過調查後，決定對鍾華和劉濤作出“撤銷造假學術成果、追回獎金、解聘專業技術職務、開除公職、開除黨籍等”嚴厲處罰。
伊朗撤稿率最高，中國第七
撤稿率因國家而異，而且這些不同也反映出一些特殊因素，比如一群特別活躍的舉報人公開了有疑點的稿件。 一般而言，在那些制定了政策和製度以處理研究不端行為的國家工作的作者，撤稿的次數往往較少。
撤稿率最高的國家是伊朗和羅馬尼亞。
為什麼？ 在撤回論文的絕對數量上，這兩個國家並非位於最高位。 就絕對數量來說，最高的可能是美國和中國。
但如果只看撤回論文的數量，那麼排名就會有誤導性。 因為美國和中國資助的研究人員非常多，他們發表的論文也非常多，那麼被撤稿的論文數量自然也會上升。
因此，Science和撤稿觀察設計了兩個測量標準，允許對各國家進行一致的比較。 第一個標準是從2003年到2016年間，每一美元國家研究經費與撤稿數量的比率，國家研究經費代表了一個國家科研機構的規模。 第二個標準是每篇已發表論文的撤稿率。
以第一種方法來看，羅馬尼亞佔據首位（美國第34位，中國第14位）。 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：基於研究經費的撤稿率上，羅馬尼亞排在前面，這可能反映了一些頑固的監察人導致的巨大影響——一小群研究人員禮貌但頑固地聯繫期刊，指出羅馬尼亞 的一些作者涉嫌抄襲。 這種激進主義導致了許多“無辜”的論文被撤回。
這起源於2013年由羅馬尼亞特爾古穆列什醫學和藥學大學的Stefan Hobai發起的行動，他表示這並非故意諷刺，而是致力於拯救羅馬尼亞在生物醫學出版業日漸衰弱的名譽。 Hobai告訴Science和撤稿觀察，他之所以這麼做，是因為Hobai所供職大學的一份出版物Acta Medica Marisiensis的編輯忽略了17條他報告的論文涉嫌抄襲的消息。 從那時起，羅馬尼亞的研究人員愈發警覺，也愈發激進。
撤稿率最高的國家，伊朗排在第一，每10000已發表論文中就有14篇被撤回
而根據第二種衡量方法，即哪個國家已發表論文的撤稿率最高，伊朗排名第一，羅馬尼亞排名第二（如上圖所示）。 伊朗的情況可能反映出一些涉及虛假同行評審的醜聞。 但這種分析方法可能會誇大伊朗的撤稿率，因為撤稿率是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表的論文計算得出。 該計數僅包括用英語發表的論文。 如果它還包括以波斯語（伊朗國家語言）出版的論文，撤稿率可能會發生變化。
撤稿並不總是由於學術不端行為
撤稿並不總是意味著學術不端行為。
許多科學家和公眾人士傾向於假設，被撤稿意味著研究人員存在學術不端行為。 但撤稿觀察的數據表明，這種印象可能具有誤導性。
這個數據庫包含從撤回通知中提取的撤稿原因的詳細分類（儘管少數通知沒有說明撤回的原因）。 總體而言，近40%的撤回通知沒有提到欺詐或其他不當行為。 相反，由於錯誤（errors）、可重複性問題（reproducibility）和其他問題，論文被撤回。
撤稿原因的分類。 大部分撤稿涉及學術欺詐（偽造、篡改和剽竊），或其他類型的不當行為（例如虛假同行評議）。
大約有一半的撤稿涉及偽造、篡改或剽竊——這些行為屬於美國政府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。 但在美國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之外，被科學界廣泛認為是不誠實和不道德的行為佔了另外10%，包括偽造的作者身份，虛假的同行評議，以及未能獲得機構評議委員會對 人類或動物研究的批准。
涉及抄襲他人文本、或複制自己已發表的文本的撤回比例有所上升；其中一個原因是2004年推出的基於互聯網的抄襲查重服務iThenticate的引入。 當作者向期刊提供他們的電子郵件地址，允許他們審閱自己的手稿時，就會出現假同行評議（Fake peer review）。 有缺陷的圖像（Flawed images）包括故意處理和包含錯誤的圖像。
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臨床微生物學家Ferric Fang研究了學術撤稿現象。 他希望人們能利用這個新數據庫“更密切地關注科學研究是如何工作的，什麼時候不能正常工作，以及如何使它更好地工作”。 他認為，對撤稿更加透明的報告有助於讓科學更強大，“我們總是從錯誤中學習。”
IEEE撤回7000篇會議論文
僅僅一個出版商，就撤回7000多篇論文。
在撤稿觀察數據庫中，大約40%的撤稿有一個共同的來源。
在過去十年裡，有一家出版商——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(IEEE)——已經悄悄地撤回了數千份會議論文摘要。
大部分被撤稿的摘要來自2009年至2011年間舉行的IEEE會議。 僅2011年的“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”國際會議就撤回了1200多份摘要。 IEEE總共撤回了7300多份這樣的摘要。 大多數作者都來自中國，他們的論文涵蓋了物理科學、商業、技術和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。
IEEE撤回了數千篇會議論文
許多撤稿通知都沒有給出具體的原因，僅簡單地說：“根據正式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對論文內容的仔細審查，這篇論文被發現違反了IEEE的出版準則。”
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呢？ IEEE沒有提供太多細節。 該組織每年贊助1700多場會議，在發表論文前需要對所有摘要和論文進行同行評議。 但據一位發言人說，幾年前，IEEE的工作人員在其數十年的摘要目錄中開始注意到數以千計的摘要“不符合我們的指南”。 這位發言人不願透露他們是如何注意到這個問題的。
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Lior Pachter表示，這一事件可能反映出，與提交給傳統期刊的論文相比，會議論文通常會經歷更快速、更不集中的同行評審形式。 他說，時間表加速旨在“允許想法快速發表和快速分享”，但也意味著可能看漏錯誤。
為了防止未來再發生大規模撤稿，IEEE表示已經成立了一個由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專家組成的委員會，作為會議論文的“把關人”，並提供額外的質量控制。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好的步驟。 Pachter指出，計算機科學等快速發展領域的研究人員“一直以來都知道許多(會議)論文存在問題，人們不希望在他們的會議上有垃圾論文被發表出來。”
合作有風險，選擇小伙伴需謹慎
2011年，來自德國拜羅伊特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、化學家Bernhard Biersack與一位擁有豐厚資金的美國癌症科學家發起了多年的合作項目。 Biersack說他們合作撰寫了12篇期刊文章，其中7篇報告了原創研究。
但看似卓有成效的合作關係很快就成了Biersack最大的噩夢：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這位曾犯有學術不端行為的科學家簽約了：這位名叫Fazlul Sarkar的研究員此前在密歇根 州底特律市韋恩州立大學工作，他已經有30多篇論文被撤回了。
這類涉及合作者曾有欺詐性出版物醜聞的案件並不少見。 在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例中，社會心理學家Diederik Stapel傾向於完成整個實驗，導致了數十篇論文被撤回，其中大部分論文都是和晚輩研究人員一起完成的。
那麼這些“糟糕的事情”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怎樣的影響呢？ 答案很簡單：視情況而定。
一些合作者在撇清關係時面臨著令人沮喪的困境。
得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分校的會計學教授Thomas Hall一再懇求他於2002年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的出版商重新考慮其2015年的撤回決定。 Hall說這篇文章被撤回僅僅是因為另一位作者James Hunton被判犯有徹底的不端行為。 Hall認為，他們論文中的報告結果是有效的，並被後來的研究驗證支持了。 然而，該出版商（美國會計協會），並沒有回應評論請求。
在有些情況下，共同作者還是可以相對毫髮無損地逃脫。 例如，Biersack並沒有成為Sarkar任何被撤回論文的共同作者。 然而，當Biersack了解到這種不端行為時，他很擔心：Sarkar為他的一些出版文章提供了數據和措辭。 “所以我再次檢查了他的論文，”他說，“我找不到錯誤。”
為了避免可能的職業損害，Krieger建議科學家們創建一個論文公文包，其中包括與不同合著者一起撰寫的論文，這可以幫助研究人員“減緩任何一篇論文被撤回或研究者的信譽被破壞所造成 的影響”。 但即使合著者的文章被撤回，“這也並不意味著你職業生涯的結束。”
你對撤稿怎麼看？ 歡迎評論留下你的看法。
Science報告地址：
https://www.sciencemag.org/news/2018/10/what-massive-database-retracted-papers-reveals-about-science-publishing-s-death-penalty
數據庫地址：
http://retractiondatabase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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